【在guest_4375的大作中提到】:
:张翼飞：你好！你的贴子我早看到，只是前几天有个会“现象学社会学何以可能？”在杭州开，我一时忙不过来。你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这也正是我这些天在考虑的一个问题：经济是如何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我还把你这个例子拿到前几天的讨论会上说了，即离开了给定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说明什么是“不正当竞争”。香港的吕炳强教授开玩笑似地说：人与牛马竞争，就是“不正当竞争”！显然，在西班牙人看来，人是要过周末和节假日的，是有休闲的；没有休闲、周末和节假日，只会工作，那是牛马！虽然中国社会可以认为这才是经商，但西班牙社会不认为可以这样做生意，这就是不同社会对经济的不同理解。这里好样又是一个类似新教徒的问题：经济为社会服务？还是社会为经济服务？或者是，赚钱为生活？还是生活为赚钱？当然，就对“休闲的共识”说起来就复杂了，经济学会说这是一个博弈过程，但事实上远没有那么简单。无论是新教的共识或休闲的共识，它都不只是简单的人数多少的问题，不如说，任何“共识”最初都只是缘于一些人（很可能就是极少数人）宁愿承受各种压力而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是所谓的“理性选择”。至于背后的动机，我们知道在新教徒那里是“新教伦理”，但在中国经商者背后是什么？那得具体分析了，但无论如何，它一定是各种非经济原因的复合，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原因本身。至于欧洲究竟是如何转化到这种比较“休闲”的社会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三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西方社会，任何时候都不会只有单一倾向，任何一种倾向的产生都会伴随着对它的制约倾向的产生。在强调宗教改革的“资本主义精神”时，同时就伴随着强有力的启蒙运动及人道主义，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已经隐含着欧洲社会日后发展的基本路向。
呵呵，先当一回好事者，给冯头的回复加点注脚。
“无论是新教的共识或休闲的共识，它都不只是简单的人数多少的问题，不如说，任何“共识”最初都只是缘于一些人（很可能就是极少数人）宁愿承受各种压力而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是所谓的“理性选择””，与这句相照应的说法，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中批驳行为方式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段落，这是我为准备冯头明天的原著选读课而刚刚注意到的。
“在西方社会，任何时候都不会只有单一倾向，任何一种倾向的产生都会伴随着对它的制约倾向的产生”这句话含义深刻，我也是在上学期参加讨论了李猛的两篇长文《论抽象社会》和《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之后才有所领会。
下面我想就“但在中国经商者背后是什么？那得具体分析了，但无论如何，它一定是各种非经济原因的复合，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原因本身”谈点自己的具体看法。
在我看来，这里的非经济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跟欧洲人比起来，中国人太缺乏安全感了。欧洲人有非常好的福利保障，他们的收入只要保证他们衣食无虞就可以了，这样自然知道在赚钱之上还有生活；在很多中国人的意识里，在赚钱之上套上生活这样的一个限制是很奢侈的，因为赚钱的意义就是生存，生存没有保障谈何生活？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里，大部分人的生存只有自己的小家庭作为保障统筹的单位。生一场病可以把一个小康家庭拖入赤贫（这好像是冯头讲的）。进一步，由于弱肉强食，缺乏基本的社会公正（现在这一点看起来有改善的迹象），所有的人都不免为自己的下一代担心，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为一个弱者就意味着处境悲惨，得不到做人的起码尊严，这是让任何一个父母单单想想就不寒而栗的。让自己的下一代摆脱弱者处境的办法只能是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而在中国这又意味着几乎无止境的金钱投入。那些在欧洲开餐馆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打算回中国，就不能不在下意识里有这样的焦虑；即使不打算回来并且已经享受着人家的保障的那些人，也会习惯性地有这种焦虑，就像经历了旧社会和大饥荒的外婆到现在还是近乎吝啬地节俭粮食一样。
这其实又是在政府和社会缺席的情况下，人们对波兰尼讲的“撒旦的磨坊”挥之不去的恐惧的结果。这一点，躲在政府强大臂膀背后优哉游哉的欧洲人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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